谈到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器物，人们首先会想到瓷器，谈到瓷器，人们又会首先想到瓷都景德镇。在历史上，景德镇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渐渐发展成以瓷器行业闻名的地区，又在吸收南北工艺的基础上发展成被古代王朝指定烧制御用瓷器的瓷都，这一切使得景德镇成为了一座独特的、以工艺制造行业贯穿中国历史的城市。它建立起了一套精确严谨的瓷器烧制流程，生产出了闻名世界的青花瓷器，而且在当下，景德镇瓷器仍旧在发挥着自己的美学吸引力。大量年轻人涌入景德镇的瓷器世界，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未来活力，让景德镇瓷器这项文化遗产继续影响着未来。
景德镇被称为瓷都，在历史上多次承担唯一御用瓷器制造厂的声誉。但这些并不是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命运。最初，景德镇只是一片不起眼的地区，没有独特的资源与地理优势，在古代重农抑商的政策下，景德镇的功能也曾经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历代陶瓷匠人努力将景德镇瓷器通过水路带向四面八方，随着中国历史两千年的发展，景德镇瓷器也一点一点地成为了中国瓷器制造的巅峰。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6月26日专题《烧制时光：景德镇的文化密码》的B06-B07版。专题更多内容详见：
景德镇：在碎片中发掘的瓷器古都
一件瓷器的诞生
采访、撰文丨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
在中外享有盛誉的景德镇有着漫长的瓷器发展历史。从唐代最初烧制的青瓷，到后来的白瓷，历代制瓷匠人用自己的经验与技艺让景德镇瓷器拥有了更加璀璨的色彩。时至今日，围绕景德镇瓷器已经形成了陶瓷烧制、金缮修复、陶瓷大学等多个体系，其中有领域精通的专家，也有被景德镇文化吸引而来的年轻人。他们让景德镇瓷器不仅仅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面向了未来。
对话景德镇陶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刘晓玉：
刘晓玉，景德镇陶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双师型教授。2008年获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文化遗产保存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古陶瓷。致力于传统陶瓷技艺的传承与创新，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德镇传统颜色釉瓷烧制技艺和吉州窑陶瓷烧制技艺的双项传承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联合国国际陶艺协会会员。
景德镇瓷器的色彩历史
新京报：景德镇从唐朝便开始生产瓷器，但早期以青瓷为主，直到唐末才烧制出白瓷，打破了中国古代瓷器“南青北白”的局面。想问下之前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地域差别，在烧制技术上，白瓷烧制有什么特别的难点吗？
刘晓玉：“南青北白”这一显著的陶瓷地域风格差异，其根本成因在于南北两地截然不同的原料地质条件。具体而言，南方地区（如越窑所在地）的瓷土矿普遍含有较高的铁元素，当这些坯体在窑炉的还原性气氛中烧造时，铁元素发生化学反应，极易使釉面呈现出从青绿到青黄等丰富的青色色调系列。相比之下，北方地区（如邢窑、定窑所在区域）的瓷土资源则具有低铁、高铝的显著特征，这种原料构成先天就更有利于塑造出质地坚实、胎体相对洁白的瓷器。
白瓷的烧制成功，其技术核心与最大难点在于对铁杂质的有效去除与胎釉的极致提纯——工匠们必须对瓷土进行反复、精细地淘洗与沉淀，以物理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胎料和釉料中的铁含量；同时，在烧成阶段需对窑炉内部气氛进行极为精准的调控，使其从早期强还原状态逐步转化为中性焰，从而避免铁元素在最终呈色上的任何干扰，方能获得那纯净无瑕的白色。
唐代的景德镇（时称昌南镇）工匠在积极学习与吸收北方成熟白瓷工艺的基础上，充分结合并发挥本地所产优质高岭土等原料的特性，经过长期实践，最终成功突破了白瓷烧制的关键技术壁垒。其所产白瓷以“莹缜如玉”的质感著称于世，这一成就不仅标志着南方白瓷体系的独立与成熟，更为其后宋代青白瓷（影青）的创烧，乃至元明清时期绚丽多彩的青花、釉里红、五彩、粉彩等彩瓷的辉煌发展，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工艺与材料基础。
新京报：中国古代的瓷器颜色主要来源于不同的矿物质，在色彩制作的层面，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突破节点呢？
刘晓玉：中国古代瓷器色彩的演进，是技术与艺术交织的辉煌历程，其中蕴含着数个层层递进的关键技术突破，共同塑造了中华瓷器的斑斓世界：
1.唐代：以长沙窑为代表，工匠实现了革命性创新——开创性地将铜、铁等金属氧化物用作釉下彩料，在高温窑火中烧制出鲜艳的铜红与沉稳的铁褐，彻底打破此前瓷器以青釉、白釉等单色釉为主的单调格局，标志着瓷器装饰艺术从单纯追求釉色之美，正式迈入主动彩绘装饰的新纪元，为后世彩瓷发展点燃了第一把火。
2.宋代：色彩艺术在哲学与技术上均达新高度。钧窑匠人掌握了铜红釉“窑变”的精妙技艺，高温还原焰中釉料元素自然流变交融，呈现出玫瑰紫、海棠红等如霞似锦、变幻莫测的瑰丽色泽，完美诠释“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工艺哲学与突破性成就；南方景德镇窑场则成功烧制出闻名遐迩的青白釉，其“白中泛青、青中透白”的质感温润如玉、莹澈雅致，不仅本身成为艺术珍品，更以纯净莹润的质地为后世彩绘提供了近乎理想的“艺术画布”，奠定了重要技术基础。
3.元代：彩瓷发展迎来标志性成熟阶段。源自西亚的钴料与中国传统制瓷工艺深度融合，推动青花瓷全面成熟——工匠以钴料在瓷胎作画，罩透明釉一次高温烧成，发色明艳沉稳、蓝白对比鲜明、纹饰层次丰富，迅速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代表性彩瓷；同时，以铜为呈色剂的釉里红（铜红釉下彩）试验成功，尽管铜红对窑内气氛和温度极为敏感，发色控制难度大、成品率低，但这一大胆尝试为后来红彩瓷器的辉煌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关键技术雏形。
4.明清时期：中国彩瓷（尤其是釉上彩瓷）达工艺与艺术巅峰。明代成化年间创烧的“斗彩”，巧妙结合釉下青花勾勒与釉上多色彩料填染，争奇斗艳、精美绝伦；清代更是百花齐放：康熙“五彩”以釉上蓝彩取代釉下青花，色彩对比更强烈，风格硬朗明快；雍正“粉彩”在五彩基础上引入砷元素（玻璃白）作乳浊剂，运用渲染技法创造出粉红、鹅黄、淡紫等柔和雅致、富有深浅过渡的中间色调，艺术表现力大幅增强；此外，清代宫廷吸纳外来技术，引进西洋“珐琅彩”与新型化学色料（俗称“洋彩”），推动瓷器彩绘在色彩饱和度、精细程度与表现题材上的空前发展，最终确立了品类齐全、技术完备、色彩体系丰富的彩瓷艺术世界。
纵观这一色彩演进历程，每一次绚烂色彩的诞生，都不仅是色料配方的简单进步，更关联着窑炉结构改进、烧成温度控制、施彩工艺创新等整套复杂精密技术的协同演进，是古代中国科技智慧与审美追求完美融合的生动体现。
纪录片《瓷路》（2014）剧照。
新京报：看到一些相关的研究资料显示，中草药也在瓷器的色彩制作中发挥过作用。这种色彩配制的手法在今天是否有还原的可能？另外这种方式制作出的色彩有什么独特之处？
刘晓玉：确有文献记载与出土陶瓷残片的科学分析证据表明，宋元时期部分特定窑口在陶瓷烧造中，曾尝试将植物灰（如常见的稻草灰、松木灰等）与中药渣（如黄柏、五倍子等药材残渣）作为釉料配方的辅助添加剂，主要用于充当助熔剂或调节釉面呈色效果，这一工艺尤其多见于仿制古釉色或配制结晶釉等特殊釉种。其作用机理可归结为两方面：一是这些有机质灰烬经高温煅烧后，能提供氧化钾、五氧化二磷等关键助熔组分，有效降低釉料熔融温度并改善釉的流动性；二是其中含有的天然有机酸等物质，可在烧成过程中络合釉料内的金属离子，进而影响发色稳定性与最终色调——例如黄柏所含的小檗碱成分，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铁离子的氧化，使青釉呈色更趋翠绿鲜亮。
那么，在当今先进的工艺条件下，我们是否有可能真实还原此类传统的古法技艺呢？从纯粹的技术层面分析，这确实是可行的：通过X射线荧光光谱（XRF）、扫描电镜-能谱分析（SEM-EDS）等现代精密仪器，我们能够精确解析古陶瓷釉料的化学组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复现与调配。然而，尽管技术手段已相当成熟，这种方法在实际推广与应用中却面临诸多现实限制与挑战。
《金缮尽美》
作者：刘晓玉
版本：江西美术出版社
2026年3月
首先，中药内含的活性有机成分在高达1300℃的窑炉高温下几乎会完全分解，最终残留的主要是无机灰分，其原有的“药性”或生物活性作用已基本丧失，仅能作为矿物质来源为釉料提供少量特定微量元素。
其次，批量生产时釉质稳定性难以保证，因为中药材的产地、采收年份、炮制方法乃至储存条件的差异，会导致其灰分化学组成产生波动，直接影响最终釉面效果的一致性。
此外，与现代工业化生产的标准化、成分稳定的釉料相比，此类依赖天然材料的古法配方并未展现出显著性能优势，反而可能因原料来源复杂、成分不均而增加生产成本，并引入更多不可控的工艺变量。
因此，在当代产业环境下，仅有少数致力于非遗传承或学术研究的工作室会进行小规模、实验性的复烧尝试，这更多属于陶瓷文化研究、考古复原或艺术探索范畴的实践，而非现代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中具有广泛可行性的选项。
此种古法配方的独特审美价值在于：其烧制出的釉面往往带有微妙的乳浊感，或呈现出丝绒般细腻温润的质感（这主要是由于植物灰中富含的磷、钾等元素在烧成过程中促进了釉层内部微细晶体的形成与析出）；同时，釉色色调通常更为“温润内敛”，少了几分现代工业釉料的鲜艳夺目与锐利张扬，恰恰契合宋瓷美学所崇尚的“含蓄蕴藉”“质朴典雅”之风，体现出一种源于自然、融合时间的独特韵味。
新京报：大部分瓷窑都会将色彩釉料视为机密配方，但也有些瓷窑会选择工业制作的成品料。手工釉料和工业釉料相比，二者各有什么样的优劣？
刘晓玉：手工釉料与工业釉料在陶瓷创作与生产中各有其独特的优势与局限性，最终的选择必须紧密围绕创作者的核心理念、实际的生产规模以及具体的工艺定位来综合考量。
手工釉料的特质主要体现在其深厚的艺术性与文化性上。其优势首先在于艺术表现力极为丰富：经验丰富的匠人能够依据不同胎体的物理特性、窑炉内的烧成气氛以及个人审美追求，灵活地调整釉料的成分与配比，从而精准地实现对釉色浓淡变化、表面肌理效果乃至神奇窑变现象的个性化掌控，每一件作品都可能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表达。
其次，手工釉料承载着重要的文化延续性：许多传统釉料配方历经世代传承，其中往往蕴含着特定地域的工艺秘诀与历史智慧（例如钧窑闻名于世的“窑变”铜红釉所依赖的微妙配比与烧制技艺，或是龙泉青瓷那如玉般温润的粉青釉的独门秘方），这些配方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得以活态传承的核心物质载体。再者，手工釉料具有优异的材料亲和性：由于多采用天然矿物原料精心配制而成，其化学与物理特性更能与同样取材于自然的传统胎体和谐相融，经过窑火的高温淬炼后，釉面常常呈现出一种机器难以复制的、温润而深邃的独特质感，饱含生命气息。
然而，手工釉料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首要问题在于其稳定性相对较低：釉料的最终呈色与效果极易受到原材料批次差异、研磨加工细度不一、环境湿度与温度等气候因素的干扰，导致不同批次乃至同窑烧制的成品在色彩与质地上都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波动。其次，其生产成本十分高昂：整个配制与烧制过程高度依赖匠人长期积累的经验与直觉判断，需要进行反复的试验与调整，试错周期漫长，人力与时间投入巨大，因此极难实现大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产。
相比之下，工业釉料的特质则更侧重于生产的效率、稳定性与色彩的拓展性。其显著优势首先体现在标准化程度极高：釉料的化学成分经过科学分析与精密控制，配比精准，确保了在工业化生产中能够稳定地烧制出发色均匀、色泽一致的产品，完美契合批量生产同一色系产品的需求。其次，其使用极为便捷：通常以预制好的标准化釉浆或釉粉形式提供，使用者无需掌握复杂的原料识别与配制流程，大大降低了陶瓷制作的技术门槛与前期准备的时间成本。此外，工业釉料能提供极为丰富的色彩选择：通过现代化学工业合成技术，可以稳定地生产出许多依靠传统天然矿物难以实现或无法达到的鲜艳、明亮色系（例如高饱和度的艳蓝色、亮黄色等），极大地拓展了陶瓷作品的色彩表现范围。
但工业釉料同样有其固有的局限。最突出的问题在于艺术个性相对较弱：由于追求标准化与可控性，其烧成后的釉面效果往往趋于单一和规整，缺乏手工釉在窑火中因偶然因素而产生的那些不可复制的、富有层次与变化的自然韵味，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可能因此打折扣。此外，其与胎体的适配性有时欠佳：固定的化学配方可能无法完全适应不同产区、不同配方传统胎泥的热膨胀系数等物理特性，在烧成冷却过程中容易因收缩率不匹配而导致釉面出现开裂、剥落或缩釉等缺陷，影响成品率与最终品质。
新京报：景德镇从晚唐自宋代的崛起，还得益于其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让当时的工匠可以借鉴南北方的制瓷工艺。在这方面，历史上曾经给景德镇瓷器带去过比较重大影响的都有哪些瓷窑呢？
刘晓玉：景德镇在唐宋时期的崛起，与其地处赣东北、水陆连通南北的地理优势密切相关。这一时期，多地窑口的技术与风格通过商贸往来、工匠流动等途径传入景德镇，为其制瓷工艺的融合与创新提供了关键滋养。以下是对景德镇产生过显著影响的几大窑口及其贡献：
1.越窑（浙江）——青瓷技艺的启蒙
晚唐至五代，越窑“秘色瓷”代表了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其对釉质“如冰似玉”的质感追求，以及成熟的龙窑烧造技术，为景德镇早期青瓷生产提供了范本。景德镇五代至宋初的灰白胎青瓷，明显带有越窑的审美与工艺痕迹。
2.邢窑与定窑（河北）——白瓷技术的北风南渐
邢窑作为唐代“南青北白”的代表，其白瓷“类银类雪”的审美与精细淘洗技术，启发了景德镇唐末五代白瓷的试烧。定窑则是宋代白瓷典范，其覆烧法（可提高窑炉装载量）、刻花印花装饰技法及薄胎工艺，被景德镇吸收转化并应用于青白瓷（影青）生产，形成“白中含青、刻花如玉”的独特风格。
3.钧窑（河南）——颜色釉的窑变灵感
钧窑以铜红釉为代表的窑变技术虽未在景德镇直接复制，但其“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工艺哲学，为元代以后景德镇铜红釉（如釉里红）及明清时期多种高温颜色釉（祭红、郎窑红等）的探索提供了思路。
4.磁州窑（河北、河南）——彩绘装饰的推动力
磁州窑的白地黑花、铁锈花等釉下彩绘技术，以及民窑粗犷洒脱的装饰风格，通过商路传入南方。这类彩绘思维可能间接促进了元代青花瓷在景德镇的成熟——尽管钴料与釉下工艺不同，但“以笔绘饰”的装饰逻辑一脉相承。
5.龙泉窑（浙江）——青釉体系的参照
南宋时期，龙泉窑的粉青、梅子青釉达到巅峰，其厚釉失透、如玉质感的技术，对景德镇元代以后仿龙泉青釉的生产（如明代“仿龙泉”官窑器）具有参考价值。
景德镇并未简单模仿这些窑口，而是以本地优质高岭土与瓷石资源为基础进行创造性转化：吸收越窑玉质感与定窑白胎技术，发展出青白瓷（影青）并成为宋代主流产品；融合北方彩绘思维与本地钴料资源，催生元青花并开创彩瓷新时代；汇聚多地釉色经验与宫廷审美需求，在明清时期成为颜色釉、彩瓷的集大成者。可以说，景德镇的崛起是“南北工艺交汇、本地资源升华”的典范，其包容性与创新力最终使其从区域性窑场成长为“瓷都”。
纪录片《瓷路》（2014）剧照。
从碎片开始的瓷器文化修复
新京报：一件瓷器的金缮修复过程通常需要多久，其间最关键的环节是哪一步？
刘晓玉：一件瓷器的金缮修复周期通常为2周至6个月，具体时长主要取决于器物破损的复杂程度与修复难度。简单的裂缝或局部缺损修复可能仅需数周，而面对严重残缺、需重塑结构或补配大块缺失的器物，则可能耗费数月，每一步都需要耐心与精细操作。
修复过程中最核心的环节是断面处理与粘接。这一步要求修复师将所有碎片精确拼合，确保每一个断面无缝对接——任何微小的错位或间隙都可能导致整体结构不稳，甚至修复失败。传统方法主要使用天然生漆粘接，需在适宜温湿度环境下，精确控制漆液浓度、涂布厚度与黏接时机，以保证黏合牢固。现代修复实践中，有时会结合环氧树脂等高强度材料进行内部加固，增强器物结构稳定性，但表面仍以生漆做最终处理，既保留传统工艺特色，也确保修复部位具备可逆性。
其他重要步骤还包括：用大漆混合矿物填料进行补缺塑形，这一过程需反复调整，以模拟原器物的弧度、厚度与质感；在金漆将干未干时敷上金粉，时间过早或过晚都会直接影响金泽效果与附着牢固度；最后通过细致打磨与抛光，使修复处与原件在视觉、触感上协调统一，兼顾整体美学表达——让金线既成为破损的见证，也成为器物新生的装饰。
整体而言，金缮修复不仅是通过一系列精细繁复的工艺，在破碎处重建器物的物理完整性，更是以金为线、以漆为媒，在裂痕之上书写新的故事，为器物赋予延续的生命力与独特的美学叙事。
新京报：金缮修复也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工艺，那么现代的金缮修复所使用的原料、手法和古代相比，有什么进步或变化？
刘晓玉：现代金缮修复在材料选择、工具运用及修复理念等多个层面相较于古代均呈现出显著的发展与进步。
在材料方面，传统金缮主要依赖天然生漆、瓦灰以及金箔等天然材料，而现代修复则更注重材料性能的优化与创新。除了延续使用传统材料外，现代修复会选择性融入环氧树脂等合成材料，以增强结构的粘接强度与耐久性；同时借助纳米级填料提升补缺部位的精度与细腻度。在饰金材料方面，金箔的纯度与金粉的粒度也实现了更高的标准化与可控性，使金缮表面效果更为均匀、稳定。
在工具与技术层面，现代金缮修复广泛引入了先进的科技设备，如数码显微镜、3D扫描仪以及紫外检测仪等，这些工具能够帮助修复师识别肉眼难以察觉的细微破损、隐蔽裂纹乃至历史上的修复痕迹。恒温恒湿设备的应用使得生漆固化环境得以精准控制，大幅提升了材料性能的稳定性；而电动雕刻工具与激光测绘技术的结合，则使修复过程中的塑形与修整更为精细、准确。
修复理念方面，传统金缮侧重于“遮瑕复观”，即通过修补使器物外观恢复完整；而现代修复则更强调“可逆修复”与“最小干预”原则，注重在保护文物原貌的基础上进行修复，并进一步将修复痕迹视为一种美学元素加以整合。金缮不再仅仅是掩盖破损，有时修复师会刻意以金线勾勒裂纹，将损伤转化为器物历史与故事的一部分，赋予其新的艺术叙事价值。
此外，现代金缮修复日益与材料科学、数字化技术相结合，例如通过热膨胀系数匹配分析来预防因温度变化导致的开裂问题，或借助CT扫描与3D打印技术复原残缺部分的结构形态。这些技术手段的融合不仅使修复过程更加精准、持久，也为修复决策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现代金缮在延续传统惜物精神的同时，不断拓展文物修复在当代的实践边界与可能性。
金缮修复图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景德镇的未来发展与交流
新京报：景德镇所产的高岭土也是诞生优质瓷器的优势之一。在中国古代，还有另一种麻仓土也是制瓷的优质原料，但在明代后期资源就逐渐枯竭。那么我想知道高岭土是否在未来会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呢？目前在制瓷原料方面，还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方案吗？
刘晓玉：高岭土资源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面临完全枯竭的危机，但高品质、适用于精细陶瓷生产的优质高岭土矿藏稀缺性问题正日益凸显。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传统高岭土产区，已积极采取保护性开采措施、实施资源分级利用策略，并制定长远科学规划，旨在最大限度地延长现有矿脉的开采与使用周期。
在替代方案探索与资源挑战应对方面，当前陶瓷产业主要从三个核心方向协同推进：
首先是原料替代与配方优化探索。包括采用多元黏土复合技术，如将高岭土与瓷石、伊利石等其他黏土矿物科学混合；大力推进尾矿与废弃物再生利用，如对陶瓷生产废料、建筑废渣提纯回收；推动工业副产品资源化转化，如对煤矸石、铝矾土尾矿改性处理，使其达到陶瓷原料标准。这些方法有效降低了对单一来源优质高岭土的绝对依赖。景德镇自元代沿用至今的“二元配方”工艺——高岭土与瓷石的经典组合，正是历史上原料替代与配方优化的杰出典范。
其次是工艺适应与技术革新的持续推进。行业致力于开发新型低温烧成工艺，以适配活性较低的替代原料；积极推广陶瓷3D打印等增材制造技术，这类技术通常使用成分精确设计的陶瓷浆料；同时通过纳米技术改性等手段，提升普通黏土或低品位原料的物理化学性能，拓宽可用原料范围。
最后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资源管理体系构建。涉及建立详尽的陶瓷原料数据库，实现生产精准配比与优化；构建窑炉废料、生产废水内部循环利用系统，提升资源利用率；积极探索海藻酸盐基生物材料、菌丝体复合陶瓷等生态友好型前沿材料，为未来开辟全新材料路径。
回望历史，明代麻仓高岭土资源枯竭曾强力推动景德镇陶瓷配方技术的重大升级变革。当前面临的材料资源挑战，也正促使全球陶瓷行业从依赖特定天然矿产的阶段，转向注重系统性创新的新发展范式——通过更科学的原料配比、更高效的循环利用体系，以及跨材料学、生物学、工程学等多学科研发合作，陶瓷工艺承载的深厚文化价值将逐渐与特定原材料解绑，最终推动整个产业实现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长远发展。
新京报：景德镇陶瓷大学是中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综合性大学，但是“陶器”“瓷器”以及“工业设计”和“材料”都是完全不同的门类。能否简单说一下景德镇陶瓷大学的核心专业是什么，它的培养目标又是什么——是制作陶瓷的工艺设计师，还是致力于研发材料的工作者？
刘晓玉：景德镇陶瓷大学以深厚的陶瓷文化底蕴为根基，构建了以陶瓷为核心特色、覆盖材料科学、艺术设计、机械工程、管理科学等多领域的综合性专业体系。其办学理念并非局限于培养单一类型的传统工艺师或纯粹的材料研发者，而是旨在塑造能够贯通陶瓷完整产业链与创新价值链的复合型、创新型高层次人才。
学校的专业设置以陶瓷材料科学与工程、陶瓷艺术与设计、陶瓷机械装备及自动化、陶瓷文化产业与经营管理等为关键支柱，形成了“艺术与工程相结合、人文与理工相渗透”的特色跨学科教学架构。例如，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不仅需要掌握先进的材料制备技术，还需了解陶瓷艺术发展史与基础工艺美学；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在追求创意表达的同时，也必须深入理解陶瓷材料的物理化学特性与成型烧制的工艺限制。这种课程设计旨在打破传统学科间的专业壁垒，促进知识融合。
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学校明确致力于培育三类核心人才：一是精通传统技艺并善于融合当代美学的工艺传承与创新者；二是能够推动陶瓷新材料、新工艺研发与革新的科研与技术应用人才；三是既深刻理解陶瓷文化内涵，又擅长品牌运营、市场开拓与产业管理的跨界资源整合者。通过广泛实施项目制教学、强化校企合作的产学研协同平台，并辅以系统的陶瓷历史文化与审美素养课程，学校确保学生不仅能深入钻研某一特定专业方向，更能建立对陶瓷产业从原料开采、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品牌营销、文化传播的全局性、系统性认知。
因此，景德镇陶瓷大学的根本定位与使命，是成为驱动陶瓷领域持续发展的创新引擎与高端人才中枢。其培养的人才既在陶瓷某一专业技术领域具有扎实深度，又具备对整个陶瓷行业的广阔视野与深刻洞察，最终成为能够促进陶瓷作为千年文化载体、现代科技应用与蓬勃经济产业三者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领军者与践行者。
新京报：近年来，除了进入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学生，还有很多年轻人在景德镇从事陶艺工作。在您看来，大量年轻人和陶瓷工作室在景德镇的涌现，会给这里以及景德镇的陶瓷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刘晓玉：近年来，大量富有活力的年轻创作者与新兴陶瓷工作室纷纷涌入景德镇，为这座历史悠久的传统瓷都的发展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多维度影响。从积极层面来看，这些年轻创作者凭借其跨界的艺术视野与当代审美取向，积极推动陶瓷艺术与潮流玩具、数字媒体、时尚设计等领域进行深度融合，催生并培育了众多极具个性的作者品牌与创意产品。他们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有效拓宽了陶瓷文化的传播边界与受众范围，同时还带动了一批废弃的工业厂房与旧有空间转型为充满活力的陶艺创作聚落与展示交流场所，进一步促进了本地文化旅游产业及配套细分服务产业链的蓬勃发展。
然而，挑战与问题也随之浮现。部分从业者由于学习与积淀周期相对较短，对陶瓷材料的特性和复杂工艺的理解尚不够深入，导致市场上出现产品同质化、设计符号化现象较为突出；同时，市场中存在对景德镇传统文化元素的简单化、表层化挪用倾向，缺乏系统性的创新转化与深度诠释；此外，工作室数量的快速增长与生产规模的扩大，也给本地原材料供给稳定性、环境保护承载力以及行业标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带来了新的现实压力。
从更深层的视角观察，景德镇正在经历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制造基地”向更具包容性与创造力的“创意生态平台”转型的关键阶段：它既是吸引全球陶艺家、设计师与爱好者的资源聚合地与灵感来源，也是传统手工技艺开展当代转化与创新实验的重要实践场。年轻创作者群体与本地资深匠人之间，正通过“导师制”传承、跨学科项目合作、工作坊交流等多种方式，逐步构建起一种新旧融合、知识共享、彼此激发的协作模式与共生关系。
面向长远发展，需要通过持续深化专业教育体系、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市场评价与分层机制、强化对本土文化脉络的深度挖掘与现代表达等多种途径，将当前蓬勃的创作活力与市场热度，有效转化为可持续、健康有序的行业生态与产业竞争力。年轻人的大规模涌入不仅为景德镇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鲜能量与创新思维，更在实质上推动这座城市在守护与延续千年窑火文脉的同时，向着更加开放多元、具备自我更新能力的世界陶瓷文化枢纽与创意中心稳步演进。
纪录片《中国瓷器瑰宝》（2011）剧照。
新京报：中外交流也是瓷器发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世界范围内，欧洲也有很多著名的瓷厂与瓷器品牌，在你看来，欧洲陶瓷与景德镇陶瓷相比，各自在生产模式上的优劣有哪些，又有哪些可以相互借鉴学习的地方？
刘晓玉：欧洲陶瓷与景德镇陶瓷在生产模式上存在系统性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制造流程与组织方式上，更折射于文化理念与市场定位之中。两者各有独特优势领域，同时也展现出值得关注的互补潜力与协作空间。
以德国梅森、法国利摩日等为代表的欧洲陶瓷，普遍采用高度标准化、规模化与品牌化的现代工业生产体系。其核心优势在于建立了贯穿全流程的严格质量控制标准、依托科学方法的系统性材料研发与创新、成熟高效的设计管理与产品开发系统，以及基于历史积淀与当代营销的强大品牌叙事与市场推广能力。欧洲模式擅长将陶瓷制造与现代材料科技、跨领域设计理念深度融合，确保产品具备出色的稳定性与一致性，使其在国际高端陶瓷市场及奢侈品领域长期占据重要地位。不过，这种模式也面临手工制作环节成本高昂、部分需深厚经验积累的深层手工技艺传承危机等挑战，且在理解和融合东方工艺美学内涵时，有时仍停留在形式或图案的表层借鉴，未能深入其哲学与技艺内核。
相比之下，景德镇陶瓷的生产模式以分散的作坊式集群、灵活的柔性化协作网络为主要特色，其根基在于强调工匠个体的精湛手艺、经验判断以及代际间的技艺传承。这种模式的优势突出表现在应对复杂多变需求的技艺灵活性、对传统材料与新兴实验性材料创新的高度包容性，以及深度适应个性化、艺术化定制需求的能力。
同时，景德镇陶瓷与本土历史文脉、生活方式及文化生态系统紧密绑定，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身份。景德镇在推动传统制瓷工艺的现代表达、探索手工陶瓷产品的艺术多元性与创新可能性方面，始终保持着旺盛活力。但相对而言，其在建立与执行全行业统一的标准化质量管理体系、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品牌运营与营销能力等方面尚有不足，同时在环保生产技术的系统性应用、实现规模化绿色制造方面，也存在明显的提升与完善空间。
在相互借鉴与融合发展的维度上，景德镇陶瓷产业可从欧洲模式中汲取经验，例如学习其基于数据与科学分析的质量控制方法、系统性的品牌建设与价值提升策略，以及先进的环保治理与绿色生产技术，从而在保持手工制作特有温度与独特性的同时，有效提升产品的批次一致性与可靠性。反过来，欧洲陶瓷则可深入吸收景德镇所蕴含的手工技艺传承智慧、丰富的材料实验与创新经验，以及基于社区与师徒关系的创作生态活力，为其高端产品注入更深层次的人文质感、艺术灵性与文化故事性。目前，双方已在釉料配方联合研发、设计师交流互访与作品互鉴等领域展开初步实践。展望未来，通过共建开放的技术研发平台、推动跨文化的教育与合作项目、共同制定引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标准等途径，有望进一步推动东西方陶瓷技艺在彼此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更为深入的协同创新与共同演进。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撰写：宫照华；编辑：李永博,刘亚光；校对：翟永军，张彦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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